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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绍这三点不如曹操揭秘袁绍到底哪里不如曹操
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17:43:49 阅读: 来源:摩擦压力机厂家

袁绍这三点不如曹操!揭秘袁绍到底哪里不如曹操

公元200年,袁绍率领大军南下官渡。曹操用计烧毁了袁军的粮草,击败袁绍,取得了“官渡之战”的胜利。东汉末年轰轰烈烈的黄巾农民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,但它却沉重地打击了汉朝地主阶级的统治,使早已腐朽不堪的东汉政权分崩离析,名存实亡。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,各地州郡大吏独揽军政大权,地主豪强也纷纷组织“部曲”(私人武装),占据地盘, 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,转入争权夺利、互相兼并的长期战争,造成中原地区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的凄惨景象。当时的割据势力,主要有河北的袁绍、河内的张杨、兖豫的曹操、徐州的吕布、扬州的袁术、江东的孙策、荆州的刘表、幽州的公孙瓒、南阳的张绣等。形成群雄并起的局面,在这些割据势力的连年征战中,袁绍、曹操两大集团逐步壮大起来。

公元196年(建安元年),曹操迎献帝,迁都许县,自始挟天子以令诸侯(“奉天子而征四方”),威势大增。他先后击败吕布、袁术,占据了兖州、徐州以及部分豫州、司隶。公元199年(建安四年),袁绍最终战胜公孙瓒,据幽州、冀州、青州、并州,尽有河北之地,意欲南向以争天下。这样,华北最重要的两个政治军事集团,决战势所难免。起初形势袁强曹弱。袁绍已无后顾之忧,地广人众,可动员的兵力在十万以上。曹操则是四面受敌,除了北方的袁绍,关中诸将尚在观望,南边刘表、张绣不肯降服,东南孙策蠢蠢欲动,暂时依附的刘备也是貌合神离。尽管如此,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,包括曹操的谋士荀彧、郭嘉,还在张绣麾下的贾诩,以及凉州从事杨阜,在综合分析了曹、袁的优劣后,认为袁绍外宽内忌,好谋无决,他们都看好曹操,认为局势会向着有利于曹的方向变化。建安三年(公元198年)十一月,吕布被曹操消灭,建安四年六月,袁术病死,十一月张绣投降曹操。刘表中立,孙策保守江东。局势变得更加明朗。

建安五年一月,袁绍率精兵10万南下。在此之前,曹操为避免腹背受敌,已先击溃与袁绍联合的刘备,并进驻易守难攻的官渡。四月,曹操以声东击西之计,于白马(今河南滑县境)击斩袁将颜良,败袁军。袁绍初战失利,锐气受挫,改分兵进击为结营紧逼。两军对垒于官渡,相持数月。其间曹操因兵疲粮缺,一度欲回守许都(今河南许昌东)。谋士荀彧认为,曹军以弱敌强,此时退兵必为所乘;反之,袁军轻敌,内部不和,相持既久必将有变,正可出奇制胜。曹操纳其言,派兵袭烧袁军粮车;又亲率精锐5000奔袭袁军乌巢(今河南境)粮屯,全歼袁军,烧毁全部囤粮。消息传来,袁绍所部军心动摇,纷纷溃散投降。曹操乘机全线出击,歼敌7万余,袁绍父子仅率800余骑北逃。官渡之战,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,袁绍则从此一蹶不振。官渡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有名战例。

东汉末年的三大战役各有各的历史价值:官渡之战成就了曹操,使其有了一统河山的可能;赤壁之战则彻底碾碎了这种可能,初步架构了三国鼎立之格局;随着夷陵之战(或叫猇亭之战)刘备的惨败,三方均元气大伤,谁也奈何不了谁,三国博弈的历史才真正开始。

正史上,官渡之战爆发于汉献帝建安五年(200年)。

在这之前的199年,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,威势大增;袁绍兼并公孙瓒,得了幽、冀、青、并四州,雄踞河北,意欲南向以争天下。斯年六月,袁绍挑选精兵十万、战马万匹,企图南下进攻许都,序幕由此拉开。

次年正月,双方在官渡一带展开了长达八九个月你死我活的大会战。结果,曹操以区区两万疲惫之师(一说三万)力克袁绍,“乘胜席卷,将清河朔”,将北方之地尽收囊中,完成了地区统一。

就《三国演义》的叙述而言,官渡之战这个桥段并不如赤壁之战写得精彩,但其中的胜败原因,特别是双方主要领导人的驭臣之术及其产生的迥异后果,足以让我们不必亲历刀光剑影,也能从中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。尽管当时后世学人多有总结,唯其“多有总结”,才更值得我们去重视。

那么,袁绍为何会输?他到底输在哪儿?

1、不懂因时乘势,错失良机。

在权术设计中,应当充分考虑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人文等诸多环境因素,也只有这样,权术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。这个不难理解吧?好比百姓深受洪涝之苦,政府乘机启动水利项目,民众自然不会反对。这就叫因时乘势。

袁绍的败因,正始于不懂得这一点。

官渡之战前,曹操兵发徐州攻刘备,田丰建议袁绍偷袭许昌(“举军而袭其后”),这无疑是个非常正确的策略,但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加以拒绝。等曹操回师,奇袭许都的时机已失,袁绍却开始兴师动众讨伐曹操了。田丰通过分析双方兵力部署优劣,认为曹军粮食不足,建议用持久战跟曹操拼消耗,袁绍又不予采纳,还把田丰关了起来。

我读到这儿的时候,总感觉袁绍不是个正常人,用现在的时髦词儿来形容,属“自愿精神病”.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里曾提到:“曹操比于袁绍,则名微而众寡。然操遂能克绍,以弱为强者,非惟天时,抑亦人谋也。”这个评价太客气了。诸葛所谓的“人谋”,当指战略、智慧而言。袁绍手下不缺智囊,许攸、郭图、审配、逢纪、田丰、沮授等,都是有名的智士。可是外脑再多又有何用?领导不懂变通,一意孤行,跟神经病似的,焉能不惨败!

回到现实中,如今各地城管几成众矢之的,在这样的大环境下,领导该如何因时乘势的运用权术?窃以为不外乎两点:一是切实妥善的改变执法作风,用事实左右舆论,而不是被舆论牵着鼻子走;二是要在扭转形象上多下功夫,许多危机公关的成功案例,都是因时乘势的结果。令人欣喜的是,不少地方城管执法部门已经在这么做,希望坚持下去。

2、轻忽作用目标,输于沟通。

权术的作用目标是人,正确的沟通方式是第一位的。

当袁绍南下,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议对策,孔融和荀彧之间的一段论辩特别引人注目。孔融:“袁绍势大,不可与战,只可与和。”荀彧曰:“袁绍无用之人,何必议和?”孔融:“袁绍士广民强。其部下如许攸、郭图、审配、逢纪皆智谋之士;田丰、沮授皆忠臣也……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?”荀彧笑曰:“……田丰刚而犯上,许攸贪而不智,审配专而无谋,逢纪果而无用:此数人者,势不相容,必生内变……纵有百万,何足道哉!”孔融默然。

荀彧原来就是从袁绍阵营投奔过来的,对袁营的情况最了解。其后袁绍阵营发生的一连串内讧,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:田丰在大战前因直言忠谏被下狱,最终受逢纪谗言而死;审配在军情紧急之际,将许攸子侄收捕下狱,逼许攸临阵叛逃曹营;

郭图用谗言逼走了袁绍手下大将张合与高览。

实际上,战事相持到十月,曹营已经绝粮,必须向后方的许昌紧急求援。但许攸一反叛,向曹操献计火烧乌巢,整个战局随之翻盘,急转直下。

这是官渡之战胜败的关键所在。

推原论始,袁绍的军事失败,显然是权术的作用目标出错了,人事上出了问题。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,性格、喜好、弱点、工作作风等都不尽相同,区别是天上地下的。因而从组织运作的观点来看,作为领导人在权术的设计使用过程中,应当考虑到每个作用目标的特征和特点,采取合适的沟通方式加以团结捆绑,才能使团队运作不至于失灵。曹操的头号智囊郭嘉说袁绍“外宽内忌、多谋少决”、“听谗惑乱、是非混淆”.可谓一针见血。

拿曹操与袁绍在沟通方式上做个比较。

曹操会将一个议题透过众议的方式让大家相互讨论辩解、分享智慧,以便得到最周详的思考。也就是能沉住气、静下心、深藏于心,反复掂量与权衡。此外,曹操颇有容人的雅量,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容纳“刚而犯上”的人才。所以,曹操手下的荀彧、荀攸、程昱、郭嘉、满宠、刘晔、吕虔、毛玠等人,都能各安其位,各司其职,从无相互谗害。

袁绍的沟通模式是随机性的个别征询,而不是众议。在这种模式的暗示下,部属只会个别向他反映意见,类似于打小报告,使得部属之间少有坦诚的横向沟通。而袁绍本人既是个“有选择的倾听者”(只听他喜欢听的),又是个容易混淆是非,用一时结果来加罪于人的冲动型领导。

这种权术风格和沟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后果非常坏。使得部属产生了“我只向老板负责”、“只要老板满意就行,别人无所谓”的意识和心理契约。

久而久之,由于资源的排挤效应,大家都要想办法逢迎老板,以便得到赏识和信用的机会。当意见被采纳,就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意见(而非团体的决策)成功,或谎报成功。万一失败,就想法子嫁祸于人。如果老板采纳了别人的意见,便千方百计暗中阻挠,等着看别人出洋相。如此陈陈相因、恶性循环,自然形成了袁氏虚矫不实的政治生态,以至败局无可挽救。

3、激励乏术,输在德行。

权术中的激励机制,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,一句话可以动人心,让人死心塌地效命驱驰。而善于包容,则是领导权术里的德行体现(注意,并非个人德行),舍人小过,图己大业,鼓掌之中,才有南面之尊。

所谓厚德者,治道也。

在官渡之战桥段里,有几个情节值得提出来说说。

关羽杀了颜良,沮授稍加挑拨,袁绍便迁怒于刘备:“汝弟斩吾爱将,汝必通谋,留尔何用?”待刘备一番巧言解释,袁绍反过来又责备沮授:“误听汝言,险杀好人。”作为一个领导人,批评下属不该是这样的,刘备到底是个外人,怎么可以当着外人的面让下属难看?权术不是冷冰冰的东西,其中的理智与情感因素很重要的。也难怪沮授一出来就叹曰:“上盈其志,下务其功;悠悠黄河,吾其济乎!”遂托疾不出议事。

等到关羽杀了文丑,郭图、审配又站出来质疑刘备的“佯推不知”,袁绍又大怒要杀刘备。当刘备为活命提出愿意让关羽来辅佐袁绍时,袁绍的表现再次让我大跌眼镜。他先喝退左右(郭图、审配等人):“玄德之言是也,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”,后又大喜曰:“吾得云长,胜颜良、文丑十倍矣!”

这两句话,前者伤谋士之心,后者失将士之心,权术使用之想当然、领导德行彰显之凉薄,已然到了极致。可以说,袁绍的领导形象,此时轰然倒塌。

而曹操恰恰相反,他不光依“事功”来奖罚,且能重赏提反对意见的人。207年,曹操不理曹洪等人的劝谏,出塞远征乌桓部族。结果虽取胜,却也吃了不少苦头。回到基地后,他便赏赐曾劝阻过他的人,承认自己只是侥幸成功,不足为法,希望大家不要因意见不被采纳而不敢建言。

意见不被采纳都能得到奖赏,因此大家都能勇于提案,也不必相互妒忌。久而久之,曹营中一旦形成决议,就再没有第二种声音或阳奉阴违,而能向一致的目标去努力。

不能不承认,曹操是个能让追随者愉悦工作的领导人,靠的正是激励机制与领导德行,这是驭人最基本的两个要素。

而袁绍则差得远了,假设一下,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,稍加实践,那么官渡之战的结局,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,可能都要改写了。

权术如用兵,兵无常势,贵在应变。要因势利导,随机应变,才能够成就大业。领导人对待下属或民众,要适时酌情的予以安抚,在讲明原则、制度和法律之后,不妨推己及人,多重民情,情真意切,民心必归。

不是吗?官爱民,民桓爱之。这才是维稳致胜的大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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